想當好“公知”就得對自己狠點

　　甘地被稱為印度國父，在其政治生涯中，他深入基層發(fā)動民眾、組織民眾、引導公眾輿論、帶領民眾參與公共事件，幾乎做了當今很多“公共知識分子”分工而做的每一件事，說他是現(xiàn)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祖師爺并不為過。那么，為何當今中國的“公知”名聲掃地，而甘地這位印度“公知”的道德光環(huán)依然熠熠生輝？

　　甘地早年在英國讀法律，并拿到了宗主國頒發(fā)的律師資格證。回到印度的甘地最初崇尚英式生活，講究顯身份、擺闊氣。但隨著他逐漸放棄個人律師業(yè)務，轉而專注公共事務，并最終成為公共知識分子、投身公民社會運動，甘地的個人生活方式發(fā)生轉變。因為經(jīng)費完全需要別人提供，他徹底拋棄了在英國養(yǎng)成的洋派生活，住處簡陋，打扮樸實，素食越來越嚴格;他不為自己配汽車和司機，到外地去也像普通民眾一樣坐三等車廂。他后來還為自己年輕時沉湎于婚內(nèi)性欲而悔過，最終選擇了禁欲。這一切都成為甘地道德形象的組成部分，這種道德形象是他成為偉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甘地出生于1869年，比他早31年的1838年，中國山東誕生了一位奇人—武訓。武訓不能算公共知識分子，因為他沒文化，但武訓終身只從事一項公共事務：乞討辦學。同甘地一樣，為了讓別人贊助自己的公共事業(yè)，武訓以極嚴苛的方式對待自己。他從來不吃新做的飯菜，只吃別人吃剩的飯菜。除了皇帝賞賜的黃馬褂，武訓一生沒穿過新衣服，身上全是自己打的補丁。為了不把別人的錢用在自己身上，武訓甚至沒有娶妻生子。武訓沒文化，不識字，但他以一個普通人極為樸實的態(tài)度，為自己樹立了一個道德形象。

　　甘地和武訓有很多不同，但兩人在某一點上極為相似：因為要從事公共事務，他們需要向社會集資，接受社會各界的捐助。為了讓人們相信他們對于公共事務是真誠和沒有任何私心的，他們都對自己極為嚴苛。道德成為他們最強大的、所向無敵的力量。那么，他們的行為原則對于今天還有意義嗎？

　　為公眾服務是當今很多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信誓旦旦的承諾，更有一些人借助公共服務的名義向社會集資。不過，當今中國這些以公共名義接受捐助的活動家們，例如以慈善為名義的各種私人集資者，你們用什么來保證自己的純潔、清白？你們對于維護道德形象做了多少努力？

　　當然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不是武訓和甘地的時代，信任不再只靠個人道德形象，信任的對象也變成了“基金會”之類的機構。以公益名義聲名鵲起的名人們愛吃便吃、愛玩便玩、愛土豪便土豪，只要非人化的機構賬目清楚即可。但即便賬目清楚，它能取代道德嗎？當一個人時時處處表現(xiàn)出私欲和私利，卻口口聲聲為大眾、為蒼生，那他怎樣才能在人們心目中真正樹立起信任？

　　當“公知”不是既掙錢又愉快的事，當公知必然是一種犧牲和付出，要對自己狠點，由此才會受人尊敬。如果你們嘴里念叨著甘地的名言，言行舉止上看不到甘地的一點影子，你們?nèi)绾巫屓讼嘈�？你們的可信任度遠遠不如武訓這個沒文化、不識字的乞丐。